2016年，在经济运行仍有下行压力、信用风险加速暴露、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等复杂国内外形势下，货币政策将如何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如何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央行如何通过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来引导金融机构合理、适度、平稳地进行贷款投放及非信贷资产配置?

　　汇率政策如何以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稳定为主，将市场注意力逐渐转向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就人民币汇率改革、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数字货币等问题接受财新专访时表示，从基本面看人民币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汇改推进会把握合适的时机和窗口，并表示“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的态度。

　　对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周小川认为，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

　　所以，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有利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最后，他还畅谈了数字货币的未来，认为纸币必然要被取代。

　　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不会影响现有的货币供给、创造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其防伪性和安全性则有赖于多种信息技术手段的保障。

　　人民币汇率改革方向坚定不移

　　目前市场上最为关心的是人民币汇率改革接下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向和节奏推进。

　　周小川表示：“未来汇率改革的趋势是坚定不移的，不过我们也有耐心。

　　我们希望‘十三五’期间在汇率改革方面能取得长足进展，方向是更加依靠市场力量决定价格，实现更有灵活性的汇率。”

　　周小川认为，市场上有投机力量并不奇怪，有时也很难区分投机与风险管理操作。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我们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仍旧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

　　目前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已经不是盯住美元，但也不是完全自由浮动。

　　周小川称，在可预见的未来，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即保持一篮子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主基调。

　　更加成型的对一篮子货币的参考机制，将涉及一系列安排，包括引导市场测算保持一篮子汇率稳定所要求的汇率水平，要求做市商在提供中间价报价时考虑稳定篮子的需要，以及央行在进行汇率调节时维护对篮子稳定的策略。

　　实施这种形成机制的结果，将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稳定性不断增强，而人民币对美元的双向波动则会有所加大。

　　周小川称，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中，会明显强化一篮子货币的参考作用，但不是盯住一篮子，因为影响汇率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

　　“盯住”一篮子货币，对于增加预期性、引导市场了解汇率形成确有更大好处，但是也会产生若干困难，一是如何纳入新的宏观数据的影响;二是如何体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如果一篮子货币和供求有差别，还是市场供求的力量更大一些;三是如何选用一篮子货币的权重，没有公认的权重，可以是贸易加权型，也可以是SDR货币篮子，还有别的篮子，不同的篮子形成的指数是不一样的，有争议。

　　对于一篮子货币的参考程度，也是逐渐提高的过程。现在公布了三个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指数，未来的机制设计可跟随宏观经济走势和供求关系而不断调整。

　　在周小川看来，要形成比较成熟、透明的机制，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目前已经形成了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共识，中间价的定价机制也开始引入稳定篮子的因素，操作上以稳定一篮子汇率为主要目标，同时适当管理单日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幅度。

　　未来还会引入宏观经济数据对汇率发生作用的机制。央行将加强与市场沟通，提高人民币指数数据的作用，以便市场判断参考一篮子货币机制的有效性。

　　宏观审慎体系建设与金融监管改革配合

　　央行2016年2月6日发布《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全文46次提到宏观审慎。

　　2016年，央行实施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PrudentialAssessment，MPA)提出七个方面的指标，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

　　市场关心的是在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之间，如何建立一个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央行大监管模式。

　　对于央行大监管模式，周小川表示，“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按照我们理解，未来在宏观货币政策(稳增长、防通胀)和微观审慎监管(分业监管、个体稳健)之间，要建立一个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更全面虑及跨市场资产的联动性和风险传递，防范系统性风险。

　　周小川称MPA对未来的发展还是不够的。

　　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还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受制于监管协调等因素，而且，必要的信息和统计数据也尚不充足，而这些信息和数据恰恰是开展宏观审慎评估和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

　　另一方面，要强调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同性，防止出现缺乏沟通、政策叠加或政策背离的情况，进而影响调控的效果。

　　宏观审慎政策也需要有效的执行机制，防止协调成本过高。

　　此外，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发展还有所滞后。新调控手段的补充没有跟上，导致实施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有效性还不够强大。

　　提及宏观审慎体系建设如何与金融监管改革配合，周小川认为，宏观审慎能够弥补原有金融管理体制的缺陷。

　　在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中，货币政策主要是盯着物价稳定，但是即使CPI基本稳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波动也可能很大;而金融监管的重点是保持个体机构的稳健，但是个体稳健并不等于整体稳健，金融规则的顺周期性、个体风险的传染性还可能加剧整体的不稳定，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金融危机。

　　过去，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所以，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有利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实际上，2月4日央行货政司司长李波的《以宏观审慎为核心，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文也提及目前我国的“一行三会”模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和“谁的孩子谁抱”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现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求，也不符合国际最佳实践，需要进一步改革。

　　数字货币不影响现有货币供给

　　1月20日人民银行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提出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推出是否有时间表?现行货币政策是否适用数字货币的监管?

　　“所以数字货币和现金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会是并行、逐步替代的关系。”周小川表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球范围内支付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都是十分必要的。现在还不能说数字货币的时间表。

　　那么，现行货币政策是否适用数字货币的监管?

　　周小川认为，货币生成机制和货币供应量是需要调节的。

　　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目前主要是替代实物现金，降低传统纸币发行、流通的成本，提高便利性。

　　总体看，央行在设计数字货币时会对现有的货币政策调控、货币的供给和创造机制、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做出充分考虑。

　　周小川介绍，目前，现钞的发行和回笼是基于现行“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机构”的二元体系来完成的。

　　数字货币的发行与运行仍然应该基于该二元体系完成，但货币的运送和保管发生了变化：运送方式从物理运送变成了电子传送;保存方式从央行的发行库和银行机构的业务库变成了储存数字货币的云计算空间。

　　最终，数字货币发行和回笼的安全程度、效率会极大提高。